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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是个大课题——读《中国文化的重建》有感

时间:2014-03-17 11:28 来源:国产91精品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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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英时先生是文化大家,他1930年生于天津,祖籍安徽潜山,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。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,师从钱穆先生。以后就读于哈佛大学,多年在美国工作。读他的《中国文化的重建》,确实有厚积薄发,爱不释手的感觉。

在这本书的封面,有这样的话:“断裂的时代,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;碎片化的时代,如何看清中国的未来;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为今天的中国找灵魂。”短短几句话,虽然不能说是对这本书的准确概括,但也可以说是踏石留痕之语。

余英时先生可以说是着作等身。如《民主制度的发展》、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》、《士与中国文化》、《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》、《现代儒学论》、《中国知识分子论》、《犹记风吹水上鳞——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》等,这些着作都从文化或历史的角度,对国家命运、文化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,读这些着作,我们在享受阅读快感的时候,也多了一些忧心忡忡。早些年人们熟悉余英时先生,大多是因为他的那本《士与中国文化》,现在人们阅读他的着作多了,才知道他的每一本着作,都有着丰富而深远的内涵。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为我们的文化感到担忧,都希望中国文化能够传承,有自信,并希望能够重建我们的文化,展现我们的文化力。但文化的重建是一个长远的过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;也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,需要众多人的投入,这正如他自己所说,我们希望重建的文化,也必须靠日积月累的工夫,不可能一朝一夕即立竿见影的。

听说余英时做学问不做笔记、不画眉批,却能引经据典活用一大堆材料,有人对此表示佩服。余英时说:“那也不见得,真正写严肃东西,我必须有书房、图书馆,离开书本,写东西不习惯、不放心,随便引一、两句诗也可能错一、两个字,因为人的记忆不可靠。”他不太相信博闻强记这回事,也不赞成故意去背一些东西,把脑子填死掉了。他服膺爱因斯坦的话:“百科全书能查到的东西,我都不记。”我们看了他的这本书,确实佩服他知识的渊博,有的文章是他发表在杂志上的,有的文章是他演讲的整理文章,一个人没有渊博的知识,是不可能如他这样广征博引,深入浅出的。

在这部书里的许多文章是他为别人、为自己的书所作的序,作为一个学者,为自己作的序自然是严谨细致,可以从中看出他扎实的史学根底;为别人作的序也是如此,他爬梳剔抉,参互考寻,落笔的文字都有出处,而不是随意敷衍,不着边际。据他自己说,“每选定一题,我事先都必须广泛地阅读有关的参考资料和反复思量,然后才敢动手。”所以我们读他的文章,读他的着作,感到他是一个对学术负责的人,对读者也负责的人。

“文化”是什么?这是很难答复的问题。现在西方人对“文化”这个名词用得很滥,人类学家可以分析出一两百个对于“文化”的定义,而且还不完备。在文化热的今天,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,甚至被人们推崇为软实力,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。但文化毕竟不同于经济和政治,自有它运行的原理。我们搞文化建设,还应该尊重文化运行的规范或者是规律,要汲取其他文化的精华,保留我们文化的传统,注重文化的兼容并包,融会贯通,那么我们文化的繁荣,文化的超越,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,我觉得还是大有希望的。建设我们的文化,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责任,知识分子在什么时代,都应该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群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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